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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高瑞東 劉星辰；來源：高瑞東宏觀筆記；原文標題《高瑞東 劉星辰：延遲退休，能否釋放二次人口紅利？》

核心觀點

引言：

隨著“建國一代”退休潮的到來，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明顯加速，人口紅利正漸行漸遠。在此背景下，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推出，能否開啟二次人口紅利，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以日本作為觀察對象，重點分析其在實施65歲延遲退休政策后，勞動力市場、經濟基本面變化。

核心觀點：

老齡化加速背景下，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將有效避免大規模“退休潮”出現，我們預計退休人口峰值或下降1億人次。在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之外，更需關注的是能否通過促進低齡老年人再就業，釋放二次人口紅利。

從日本經驗看，延遲退休政策落地后，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率明顯提升，帶動儲蓄率和投資率上行。但居民消費仍較為疲弱，勞動生產率也并未得以提振，釋放二次紅利的效果總體有限。

國際上看，延遲退休年齡已經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流選擇。

迫于老齡化和財政支出的雙重壓力，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先后在20世紀80-90年代和2010年、2020年前后分階段延遲本國的退休年齡。相較于國際情況，我國現行退休年齡偏低、男女退休年齡差距較大、退休制度缺乏靈活性，較難適應當前人口結構老齡化、人均壽命延長的客觀情況。根據OECD數據，2020年，我國平均退休年齡為57.5歲，遠低于同期發達國家退休年齡（65-67歲）。而同期我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7.1歲，對應接近20年的領取養老金年限，遠高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美英德三國平均為13.6年），與日韓較為接近。

2020-2035年，我國老齡化進程提速，加速步入重度老齡化社會。

“十四五”期間，“建國一代”開始集中邁入60歲階段。1962年-1975年間，我國年平均出生人數高達2600萬人，共計3.7億人，將在2020-2035年內，推動一輪龐大的“退休潮”。2022年，我國已經接近中度老齡化社會，我們預計將在未來15年內加速步入重度老齡化社會。

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有效避免大規模“退休潮”的出現。根據我們的測算，2022年，我國退休人口總數為3.4億人。若2025年-2055年期間，實施65歲漸進式延遲退休，則退休人口峰值將自5.1億人（2053年）下降至4.1億人（2039年），對應峰值下降1億人次。

促進低齡老年人口再就業，有助于釋放二次人口紅利。對比海外情況，我國老年人就業意愿較低，就業行業多集中于農林牧漁業，基本處于閑暇狀態，未來老年人再就業空間較大。2015年，我國60-64歲人口就業率僅為42.8%，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多數介于60%-70%之間。2015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就業中，有86.2%集中于農林牧漁業，服務業占比僅為6.5%，而在發達國家中，服務業就業占比均在60%以上。

從日本經驗看，延遲退休后，釋放二次人口紅利的效果有限。

1998年之后，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持續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參與率隨之回落，此后日本消費增速走低、儲蓄率下行、投資率回落。2013年，日本將延遲退休至65歲規定為企業義務化，此后老年群體就業意愿明顯增加，勞動參與率觸底回升。

老年人口再就業后，日本60-69歲家庭收入得以提升，消費傾向保持穩定，儲蓄明顯增多。但是，青壯年群體由于養老負擔、稅負加重，消費傾向普遍性回落，儲蓄也出現小幅增加。因此，日本實施延遲退休后，居民儲蓄率回升，促進投資率上行，但居民整體消費仍較為疲弱，勞動生產率也并未得到提振。

風險提示：老年人再就業意愿不強；出生率持續低迷。

一、近年來發達國家涌現“延遲退休潮”

國際上看，延遲退休年齡已經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流選擇。20 世紀 70 年代以后，隨著西方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減緩和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普遍出現了危機，其中養老金的可持續性問題尤為突出。基于現實背景，歐洲、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先后在20世紀80-90年代和2010年前后分階段延遲本國的退休年齡。

2020年以來，迫于老齡化和財政支出的雙重壓力，多國提出進一步延長退休年齡。例如，美國計劃在2027年將退休年齡自66歲推遲至67歲；法國計劃自2023年至2030年將退休年齡自62歲分階段推遲至64歲；德國計劃于2029年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7歲；英國計劃在2035年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8歲；韓國政府擬到2033年，將退休年齡從60歲分階段推遲至65歲；日本在2020年更是提出，“企業有義務達成雇傭勞動者工作到 70 歲”。

相較于國際情況，我國現行退休年齡偏低、男女退休年齡差距較大、退休制度缺乏靈活性，較難適應當前人口結構老齡化、人均壽命延長的客觀情況。

根據OECD數據，2020年我國平均退休年齡為57.5歲，遠低于同期發達國家退休年齡（65-67歲）。而同期我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7.1歲，對應接近20年的領取養老金年限，遠高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美英德三國平均為13.6年），與日韓較為接近。

二、中國“退休潮”來襲，老齡化進程加速

“十四五”期間，我國明確提出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早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2021 年 3 月，“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將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內容。202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適時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

延遲退休政策的提出，背后與老齡化提速密切相關。

我們在2021年3月23日發布的人口峭壁系列第一篇報告《出生率下滑無法逆轉，90后將直面人口峭壁》中提到，“十四五”期間，中國的50后60后“建國一代”開始集中邁入60歲階段，未來三個五年規劃期間，中國老齡化率將進入加速上升期。

2022年，我國即將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并將在未來15年內加速步入重度老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8億人，占比為19.8%，接近20%。我們預計在2037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4.2億人，步入重度老齡化，即60歲以上人口占比30%；205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4.6億人，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即60歲以上人口占比35%。

我國老齡化進程的加速，背后正對應著“建國一代”推動的“退休潮”。1962年-1975年間，我國年平均出生人數高達2600萬人，共計3.7億人，將在2020-2035年內，推動一輪龐大的“退休潮”。此后，由于1976年至1980年出生人口“塌陷”，年平均出生人數銳減至1800萬人，疊加1985至1997年的“建國二代”嬰兒潮的高度明顯低于“建國一代”（年平均出生人數為2200萬人），使得后期老齡化進程出現放緩。

在我國現收現付的養老金機制下，即“下一代人養上一代人”，隨著退休人口增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養老金收不抵支的情況將愈加嚴重。

根據我們的測算，20-60歲人口自2020年之后開始步入負增長時期，對應繳納養老金人口基數將不斷減少，而提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口在快速增加。若以20-60歲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作為簡單刻畫養老金收支平衡的指標，這一指標在2020-2035年間快速回落，自3.1倍降至1.8倍，對應養老金支出壓力持續加大。

按照2019年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在保留現在財政補貼機制情況下，2028年養老金當期收支出現缺口，累計結余到2027年將到達頂點，到2035年累計結余耗盡。

此外，當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峰值已過，低生育率和育齡女性人口的下降，進一步導致新增勞動力減少。“退休潮”加速到來，意味著未來勞動力市場將從供過于求逐步轉向供不應求。我們參考聯合國對于生育率、死亡率的假設，使用隊列要素法預測我國的人口結構變動趨勢。在中性情景下，我國人口峰值基本在2022年見頂，為14.13億人。其中，20-30歲、30-40歲勞動力人口接連于2013年、2020年見頂并加快回落，勞動年齡人口步入負增長時期。

因此，延遲退休政策，除了針對性緩解養老金負擔之外，也在有意提高老年人口就業意愿，釋放二次人口紅利。據我們預測，2022年-2050年，我國60-64歲人口平均為9600萬人，如果其中一部分人口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無疑是對適齡勞動人口的補充，有利于提升全社會的人力資本總量。

人口紅利主要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率、人力資本等三個渠道影響經濟增長。傳統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期內，高比例勞動年齡人口與低撫養比帶來的經濟利益，形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局面。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紅利逐步消退。一些學者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概念，強調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模式下，勞動者人均資本增加和個人養老儲蓄動機增強帶來的人口紅利。

但第二次人口紅利并非自然形成的，需要政策的系統性牽引。例如，在供給側領域，通過發展教育和培訓，加強人力資本投入，尤其是利用老年人的成熟經驗和勞動年齡的延長，形成人力資本紅利。在需求側領域，通過提高老年人勞動參與率，提高其消費、儲蓄水平。（蔡昉，2020，如何開啟第二次人口紅利？）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釋放二次人口紅利的空間如何？

首先，簡單測算，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對我國退休人口、勞動力的影響。

基準假設：延遲退休政策自2025年正式實施，初始退休年齡女性為55歲，男性為60歲，按照每年退休年齡提高4個月、2個月的方式，直至2055年男女同時于65歲退休。

延遲退休政策將有效避免大規模“退休潮”的出現，對應退休人口峰值或下降1億人次。根據我們的測算，2022年，我國退休人口總數為3.4億人。若2025年-2055年期間，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則退休人口峰值將自5.1億人（2053年）下降至4.1億人（2039年），對應峰值下降1億人次。

此外，考慮到2020-2030年，退休人口數量快速上升，而新進入勞動市場人口（20-24歲）增長緩慢，若退休人口延后退出勞動力市場，有助于階段性維持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

其次，對比國內外情況，我國老年人就業意愿較低，就業行業多集中于農林牧漁業，基本處于閑暇狀態。從就業率看，根據OECD統計，2021年，在美國、韓國、德國、日本、瑞典，60-64歲人口就業率分別為54.7%、59.9%、61.1%、71.5%、68.2%。根據《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18）》，2015年，我國60-64歲人口就業率僅為42.8%，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從就業行業分布看，2015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就業中，有86.2%集中于農林牧漁業，服務業占比僅為6.5%。而2017年，日本、韓國、美國、新加坡，其60歲以上人口就業行業分布中，服務業占比分別為66.6%、63.7%、82.4%、87.1%。

由于我國60-69歲低齡老年人，多數受到過較為良好的教育，大多具備知識、經驗、技能的優勢，在身體狀況允許的情況下，發揮余熱的潛力較大。因此，未來在延遲退休政策牽引下，通過行政立法、財政補貼等方式，促進老年人再就業空間較大，有助于釋放二次人口紅利。

三、從日本經驗看，延遲退休政策，能否釋放人口紅利？

作為東亞福利國家和老齡化國家的代表，日本一直走在延遲退休的前列，先后進行了60 歲、65 歲和 70 歲三個時段延遲退休制度的改革。早在1971年，日本便提出延遲退休至60歲的目標，自1998年正式實施。而自1998年開始，日本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回落，老齡化率快速上升，導致后續退休年齡進一步推遲。自2000年起，日本再次提出將退休年齡推遲至65歲，歷經13年，于2013年將延遲退休至65歲規定為企業義務化。2020年，日本進一步鼓勵企業將退休年齡推遲至70歲。

可以看出，為應對人口紅利下降，日本采取多次延遲退休政策，其政策效果究竟如何，能否釋放二次人口紅利？我們重點觀察2013年以來，日本進行65歲延遲退休改革后，其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基本面的變化。

總體而言，日本延遲退休政策出臺后，積極促進老年群體就業意愿，增加老年群體消費水平，對于提高全社會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力供給、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勞動力方面，日本60歲-69歲人口就業意愿較強，勞動參與率明顯提升。

早在2000年，日本便修改《安定法》，提出了企業有義務努力實現雇傭員工到 65 歲，并且提出了雇傭確保措施的努力義務化。2004年，明確規定用人單位必須確保對65歲以下老年人的雇傭。此后60-64歲就業率開始觸底回升，但上升幅度較低。隨著2013年日本將65歲延遲退休確定為企業義務化之后，60-64歲人口就業率快速上行。2022年，60-64歲人口就業率達到73%，遠高于2012年的57.7%。同期65-69歲人口就業率也明顯提升，自2012年的37.1%提升至2022年的50.8%。

從行業分布看，日本老年人就業多集中在高勞動力需求、低附加值的生活類服務業。根據日本總務省披露的數據，2021年，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就業在第一、二、三產業的分布比例分別為11.8%、19.7%、68.5%。服務業中，老年人就業行業以批發零售、醫療、食宿、娛樂等生活性服務業為主，運輸、教育、金融保險、信息通信等生產性服務業分布較少。

從工作職位看，老年人就業中，正式雇傭關系較少，多以個體戶、兼職為主。根據日本總務省披露的數據，2021年，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的就業形態中，雇員占比57.6%、個體戶和家庭從業占比30.1%、管理人員占比12.4%。雇員中，正式員工占比僅為13.8%，其余為兼職、合同工、臨時工和勞務派遣等形式。

從日本各年齡段家庭調查數據看，2013年延遲退休政策實施后，60歲-69歲老年人口收入穩定增加、消費傾向相對穩定，總體儲蓄明顯增多。而青壯年群體由于養老負擔、稅負加重，消費傾向普遍性回落，多數儲蓄也小幅增加。

家庭收入方面，2013年延遲退休政策實施后，日本60-69歲居民收入穩步上升。2012年至2019年共計上漲6%，收入增幅高于同期50-59歲居民收入增幅4%。相比之下，未采取延遲退休的70歲以上群體，其收入則有所回落，表明延遲退休政策有助于穩定和提振居民收入。

家庭消費方面，相較于2008-2012年，2013年-2017年間，60歲-69歲家庭消費支出小幅增長，70歲以上家庭消費支出保持不變，而同期50歲以下家庭消費支出均出現回落，指向延遲退休政策促進老年人消費水平。

從消費傾向來看，青壯年群體由于養老負擔、稅負加重，消費傾向普遍性回落，尤其是29歲以下家庭，其消費傾向回落速度最快。而老年群體由于收入得以保障、消費剛性支出占比較高，消費傾向相對穩定。例如，2021年，70歲以上家庭中，食品、水電暖費、醫療等剛性支出占比達到47%，遠高于同期29歲以下家庭剛性支出占比34%。因此，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70歲以上家庭的消費傾向呈現上升趨勢。

家庭儲蓄方面，60歲以上老年人由于負債少、消費支出水平偏低，一直以來都是居民儲蓄的主要貢獻群體。在2013年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后，由于收入相較于消費增長更多，60歲以上家庭儲蓄水平明顯提升，增幅高于其他年齡群體，帶動總體儲蓄上升。

從經濟基本面來看，日本延遲退休后，儲蓄率、投資率上行，但消費仍較為疲弱。盡管勞動參與率回升，但勞動生產率并未得到提振，說明其釋放的二次人口紅利效應相對有限。

1998年之后，日本15-65歲勞動年齡人口持續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速，使得勞動參與率也隨之回落。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導致此后日本消費增速走低、儲蓄率下行、投資率回落。

但在2013年延遲退休政策實施后，日本勞動參與率逐步走出低谷。隨之而來的是，儲蓄率回升、投資率上行。但在延遲退休后，青壯年群體由于養老負擔的加重，消費傾向明顯下降。同時日本政府為了支付社會保障費用，2014、2019年兩次提高消費稅稅率，導致消費增速仍處在較低水平。

此外，日本延遲退休后，勞動參與率的回升，并未提振日本勞動生產率。2013年-2017年，日本勞動生產率穩定在高位，2018年之后逐步回落。

四、風險提示

老年人再就業意愿不強；出生率持續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