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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塔菲的峽谷路，有一家名為“愛爾法魯”的酒吧，每周四晚都有精彩的演出。去看還是不去看呢？實際上，很多人不僅希望欣賞演出，還要追求更好的體驗。因此，如果人們預期那里人太多，很擁擠，就有可能選擇不去；如果預期那里人不多，就會有更大可能性選擇去。但此時，一個悖論出現了：“很多人會去酒吧”的預期會導致幾乎沒人去，而“不會有什么人去酒吧”的預期則會導致很多人去。簡單來說，理性預期所導致的結果，恰恰否定了預期本身。

(資料圖)

這個小故事看起來簡單，但在復雜性研究的圈子中卻極為有名，因為它試圖否定長久以來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美的、合乎邏輯的理性假定。

以“愛爾法魯酒吧”這一設定為出發點，美國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推演出了一整套“復雜經濟學”理論，并將其研究成果付諸論著，成書《復雜經濟學》。

從某種意義上說，復雜經濟學是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對應的“硬幣的另一面”。

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啟蒙運動思想，嘗試用一種“從抽象中尋找真理”的方式觀察和認識世界。該理論相信，我們所觀察到的“混亂無序的世界”只是表象，背后隱藏著秩序、理性與完美。它從現實中各具特點的人身上提煉出“理性的共性”，進而將人類整體假定為“理性經濟人”。在這一視角下，“經濟”更像是一臺巨大的機器，只要我們逐級理解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就可以預測出它的整體行為。

兩個世紀后，科學哲學家雅各布·布洛諾夫斯基指出，經濟學從來沒能從18世紀強加于它的“理性結構”中恢復過來。布萊恩·阿瑟也表示，當他還是一名修讀經濟學的學生時也曾如此“假想”，從理性人類行為的“公理”出發，就可以構建出消費者理論；從消費者理論和相應的廠商理論出發，就可以構建出內在一致的微觀經濟學；而從微觀經濟學出發，就可以構建出關于經濟的總體理論，即宏觀經濟學。

但在研究中，布萊恩·阿瑟逐漸發現，這一理論大廈“最底部的組件”卻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經濟活動依賴于人，而不是有序的機器部件，而人是有情感和偏見的。“理性經濟人”的設定過度抹除了人的異質性，通過演繹邏輯推導出的經濟結論很可能而且經常與現實不符。其二，新古典經濟學致力于尋求唯一的均衡狀態，但技術是不斷進步的，會不斷打破這一“平衡”，而這些技術演進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往往被忽視，至少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針對這兩個問題，布萊恩·阿瑟做了深入的思考。

他首先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理性的演繹推理。

如前所述，新古典經濟學將行為主體假定為同質化的理性角色，并假定他們會通過演繹推理的方式形成相同的預期。比如，在標準的有效市場金融理論假定中，投資者是完全同質的，他們對資產的未來價格有著共同的預期，并能夠立刻行動起來將所有市場信息反饋到價格中去。在這一邏輯下，投資收益根本無從談起。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而復雜經濟學更強調行為主體的異質性，認為行為主體不一定能形成相同預期，也無法通過任何客觀手段獲悉他人對股息的預期，其嘗試獲悉他人價格預期的行為，只能形成“主觀預期的主觀預期”，從而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只要稍有風吹草動，投資者的信念就會波動，而在股市里，波動就意味著有人賺錢、有人賠錢——這和現實體驗就一致多了。

如果行為主體無法通過演繹推理形成預期，那怎樣才能形成預期呢？復雜經濟學給出的答案是歸納推理。布萊恩通過計算機技術建立了模擬現實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場”。他為這個市場中的每個行為主體設置了多個不同的“市場假說”，它們都是主觀的預期模型，影響著市場價格和股息的變動。在多輪實驗中，行為主體會被要求同時測試這些預期模型。其中，對市場走勢預測較準的模型將被保留，并據此進行買賣決策；反之，則被拋棄。這個過程就叫作歸納推理。

在歸納推理的過程中，復雜經濟學強調，行為主體和其所塑造出的環境是相互影響的。行為主體在市場中檢驗自己的預期模型，被驗證為真的模型將被保留，并組成一個集合，進一步影響市場環境，而市場環境的變化又會導致一些新的預期模型被驗證為真，并且行為主體也會構建出新的預測模型。總而言之，變化在不斷發生。

基于此，復雜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所追求的均衡狀態只是特例，非均衡才是“自然狀態”，這不僅是因為外部沖擊，更是因為非均衡本身就產生于經濟內部。簡而言之，經濟不再是一個“死板”的機器，而是一個不斷進化的復雜系統。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當新技術被引進，生產函數會發生變化，產量提高，勞動力或其他資源得到釋放。經濟平滑地從一個均衡轉移到另一個均衡，并實現內生增長。在此框架下，技術雖然被視作變量，但只是經濟函數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重要性遠不及價格和數量。

但復雜經濟學不一樣，它把技術放在了最顯著的位置，而且不追求均衡視角。它認為，技術是人類為實現自身目的而運用的手段，既包括工業生產程序，又包括組織機構、法律和制度。經濟則是建立在技術之上的一系列安排和活動。

一個典型案例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在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當紡織機械新技術出現，并開始替代以手工作坊為基礎的生產方式時，便催生出工廠這一更高級的組織安排。為支撐新的工廠生產體系，大量勞動力從農村轉移過來，工人宿舍隨之建起。工廠、工人及住房的組合，形成了工業城市的雛形。隨著工業城市的發展，一整套新的社會組織方式出現了，后世稱之為“維多利亞式的工業經濟結構”。

同時，復雜經濟學還強調，技術進化的機制是“組合進化”，即新技術是從現有技術中創造出來的，已有技術的不同組合促成了新技術的誕生。整個過程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只要第一個模塊倒下，后續模塊就會跟進，建立在技術之上的經濟自然也會不斷發生變動。

綜上來看，復雜經濟學對兩個問題的回應都落腳于一點，即經濟永遠不會停滯，“時刻準備著”從內部發生變化。這便是復雜經濟學的真正內核，即探討當經濟并不處于穩態時是如何運行的。它超越了均衡理論的框架，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不是機械的，而是依賴于過程的、有機的、永遠在進化的。

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同意，傳統經濟學的思想框架和知識譜系，難以解釋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相較新古典經濟學，復雜經濟學的視角顯然更有助于我們理解日趨復雜的全球經濟，而擁抱這種非均衡下的不確定性，或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諸如市場波動、壟斷、貧困等復雜現象和問題。

（文章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