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寬松貨幣政策的確為市場注入了豐沛的流動性，滿足了企業資金周轉與資本流動的需求，但負利率等于企業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增量信貸，同時YCC還可確保企業在資本市場非常廉價和毫無障礙地“圈錢”，這樣企業不需要在管理經營以及產品升級迭代與質量提升等方面作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十分愜意地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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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已經倒閉了6880家企業的基礎上，今年以來日本企業的破產程度還在快速發酵。據民間企業信譽調查機構東京商工調查發布的一項最新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日本企業的破產倒閉數量達到了4042家，同比提升32%，而且還是3年來同期首次超過4000家。如此眾多的企業破產肯定與企業經營不善等內部問題直接相關，但更多的恐怕是政策運行環境、行業發展環境以及外部競爭環境的集合變化與綜合壓力所致。

通貨膨脹是壓力環境之一。持續兩年的日本國內物價上漲進入今年以來，雖逐月回落，但核心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卻至今年5月出現了連續第21個月增長，且創出40年來新高。對于本輪物價上漲的歸因分析，日本央行給出的結論是因外部變量與日元貶值所引起，即一方面全球大宗商品以及糧食資源價格出現大幅攀升，另一方面美聯儲連續強力加息在帶動美元升值的同時壓制日元，兩方面力量的聯袂共振導致日本進口商品的價格加速上行，最后傳導到國內CPI之上。

根據日本自然資源和能源署披露的數據，日本的能源自給率僅為13.4%，原油、天然氣的自給率更是低至0.3%和3.2%，同時農產品自給率不足40%，能源與糧食如此之高的對外依存度不能不令日本在本輪全球大宗商品大漲面前承受輸入性通脹的壓力。與此同時，強勢美元對日元形成覆壓，高昂的進口能源價格消耗了日本大量的貿易順差，反過來使得本已疲弱不堪的日元進一步失去實體經濟的支撐，而不斷貶值的日元又會進一步抬高進口產品的價格，也正是如此，建筑業與服務業成為了日本倒閉最為嚴重的兩大行業，合計倒閉數量達到893件，同比分別增長37%和25%，倒閉企業占到全部破產企業數量的41.5%。

工資成本是壓力環境之二。鑒于持續的通縮壓力以及現實通脹主要由外部因素而不是因內需消費所致，岸田文雄內閣提出的“新資本主義”主張增加國民的可支配收入以拉動消費，并明確表示將敦促企業提高工資，而且加薪幅度需超過通脹率；對此，日本央行提出了實現2%的通脹目標和3%的名義工資上漲目標，即將實質工資1%上漲作為理想狀態。數據顯示，繼2022年財年創出2.27%這一31年來的最大薪資漲幅之后，今年日本企業員工的工資將續升3.69%。

除來自政府的政策規制與引導壓力外，日本企業漲薪的更大推力則來源于供求失衡的勞動力市場。承繼多年來勞動者數量的下降趨勢，去年日本勞動力人口6902萬人，同比減少5萬人，而且目前日本就業市場中賣方市場完全占主導，空缺職位與求職者的比率為1.32。因此，雖然今年日本畢業大學生的就業率達到97.3%，但同時工資要價也高出了不少。據《日本經濟新聞》對招聘計劃的調查，今年入職的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同比增長了2.2%，是過去12年來的最高漲幅。而從目前看，已經加薪的企業都是三井住友銀行、三菱商事等大型企業，而眾多的中小企業則完全跟不上漲薪節奏，但如果薪資上漲幅過小，不僅招不到所需的員工，還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壓力，無奈之下，許多中小企業只能硬著頭皮加薪，勞動力成本因此顯著增加，像餐飲業于是成為了倒閉破產的“重災區”，全行業上半年倒閉企業數量同比增加79%，為424件，創歷史新高。

債務清償是壓力環境之三。按照日本官方的標準，上半年破產的企業負債額均超過了1000萬日元，參考去年全年的數據，4042家破產企業的負債總額至少達到了1.37萬億日元。資不抵債申請破產雖屬于正常現象，只是破產企業陣營中基本上是日本中小企業，這類企業熬過了新冠疫情的艱難時期，但如今卻倒在了難以償付的債務面前。

為幫助企業度過新冠非常時期，日本政府期間開發出了面向企業提供無息無擔保的“零零貸”，最終成交貸款額度超過42萬億日元。新的融資工具緩解了中小企業的資金周轉難題，同時大大減少了企業破產的發生，但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擴張風險卻明顯增加。從2022年開始，日本企業進入本金歸還期，特別是今年4月后還貸企業數量劇增，理論上說，企業獲得了貸款資助也就有了喘息甚至提振的機會，但偏偏不期而遇的上游能源與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漲無情侵蝕著企業的贏利，不少企業的資金鏈因此斷裂，無法償還貸款的情況也愈演愈烈。按照帝國數據銀行的調查數據，今年上半年約八成的日本企業面臨還款困難的問題，同時約有一成的企業根本沒有歸還的能力。難以承重之下，企業只能選擇破產清算。

市場競爭是壓力環境之四。無論是汽車還是家用電器或是半導體設備，日本企業的產品曾在國際市場上展示出了較強大的競爭力，可近年來在與歐美產品特別是與中國和韓國產品的角逐中卻失去了不少光澤，除了國際半導體市場日本的占有份額從高峰時期的50%收縮至目前不到10%之外，日本家電產品在亞洲市場更是完全丟失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作為日本經濟最重要支柱產業的汽車制造業在強手面前更是顯露疲態，從而構成了日本企業出口競爭力式微的一個典型縮影。

以市值計，20年前在全球12大汽車公司榜單上，有6家日本企業上榜，且前4名中日本企業占了3家，同時豐田汽車高居榜首，但如今，同樣全球市值最大的12家汽車公司中，只有豐田和本田兩家日本企業，且豐田早已喪失自己的王者地位。再看對外銷量，去年日本汽車還坐在全球出口第一的位置，但今年第一季度就被中國出口企業取而代之，而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累計出口汽車234萬輛,同比大增77.1%，同期韓國汽車出口額飆升近50%，創歷史新高，相比之下，日本出口汽車192萬輛，同比僅增13.6%。

按照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的產業關聯分析報告，汽車制造業對整體經濟的波及指數約為2.7，意即每單位的汽車制造業需求能夠帶來整體經濟2.7個單位的附加需求，因此，汽車行業成為了對日本經濟影響最大、波及效果最廣的產業。當這一最強產業陣容受到競爭抑制與沖擊時，相應的收縮風險就會傳遞到系列配套企業身上，并引起不少企業的財務困難與慘淡出局，且同樣的結果也會在半導體、家電等其他產業鏈上呈現出來。

政策負反饋是壓力環境之五。為抵抗通縮與提振經濟，日本央行不僅推出了負利率，而且采取了在二級市場購買國債、公司債以及股票市場ETF和房地產基金的QE（量化寬松）與QQE（量化質化寬松），同時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在壓低國債利率的基礎上，YCC的目的就是以長期國債收益率拉低短期利率，同時帶動企業債等各種商業債券利率的走低。負利率與YCC確保了企業實現低成本融資，而QE與QQE則敞開收購口袋，使作為債券發行方的企業實現順暢融資。

超級寬松貨幣政策的確為市場注入了豐沛的流動性，滿足了企業資金周轉與資本流動的需求，但負利率等于企業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增量信貸，同時YCC還可確保企業在資本市場非常廉價和毫無障礙地“圈錢”，這樣企業不需要在管理經營以及產品升級迭代與質量提升等方面作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十分愜意地生存下去，可久而久之，企業失去創新欲望與內生動能，各行業商業主體魚目混雜，該破產的企業不愿破產，“僵尸企業”茍延殘喘，市場優勝劣汰功能受到抑制，資源發生錯配，日本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步伐由此放慢，企業整體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下降，特別是在輸入性通脹對企業利潤構成殘酷擠壓以及全球企業競爭格局重新洗牌的全新背景下，許多日本企業習慣性的“躺贏”方式難以為繼，最終企業破產便以密集方式爆發出來。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