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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近日發布長篇報告《下行的長期增長前景：趨勢、期望和政策》(簡稱“世行報告”)，首次全面評估全球經歷新冠疫情之后以及烏克蘭危機背景下的長期潛在產出增長率，對全球經濟作出悲觀預測。報告稱，幾乎所有推動進步和繁榮的趨勢都在衰減。當前1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將降至2.2%的低水平。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英德米特·吉爾表示：“世界經濟面臨失去的十年。”面對長期發展的困境與隱憂，世界經濟出路何在？或許正如吉爾所言：“一國沒法拉動世界經濟，必須多國聯手。”

經濟下行風險增加

(資料圖片)

世行報告指出，全球經濟的“速度極限”，即不引發通脹情況下的最高長期增速，可能在2030年前跌至30年來最低水平。如果不采取措施推動經濟增長，2022年至2030年的全球潛在GDP增長率均值預計將比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年均3.5%下降約1/3，降至年均2.2%。發展中經濟體的降幅同樣巨大，預計將從2000年至2010年的年均6%下降到4%。長期增長前景的持續和廣泛下降，損害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消除貧困、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其他關鍵發展目標的能力。

類似的“悲觀信號”也在其他主流國際研究機構的預測報告中出現。經合組織發布2023年最新《中期經濟展望報告》預測，隨著商業和消費者信心提升、糧食和能源價格下降、中國經濟重啟等利好因素逐漸顯現，2023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從去年11月預測的2.2%溫和升至2.6%，2024年進一步升至2.9%。盡管如此，未來兩年，全球增長前景仍然脆弱，有較高下行風險。俄烏沖突造成的高度不確定性、加劇緊張的貿易局勢、處于高位的總體通脹率，繼續給世界經濟蒙上陰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也對新的不確定性發出警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今年全球經濟預計將增長近3%，與2022年相比略有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說：“金融穩定面臨的風險已經增加。”

世界經濟論壇近日發布的《2023年全球風險報告》顯示，沖突和地緣經濟矛盾已經引發一系列深度互聯的全球風險，包括可能會在未來兩年持續困擾世界的能源和糧食供應不足問題以及生活成本和償債成本急劇上升問題。與此同時，這些危機會破壞國際社會為了解決長期風險而開展的各項行動，尤其是和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相關的風險。

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領域旗艦報告《2021/2022年人類發展報告》也提到，人類發展指數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指標。自32年前開發署推出人類發展指數以來，該指數首次在全球范圍內連續兩年下降。人類發展已經回落到2016年的水平，逆轉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所需的大部分進展。這些目標構成了2030年議程，是聯合國為人類和地球創造更公平未來的藍圖。

兩極分化不斷加劇

是什么讓世界經濟發展陷入困境？世衛報告給出判斷：投資增長率和總要素生產率下降，全球勞動力總體呈現老齡化趨勢，經濟擴張速度也更加緩慢。現在的國際貿易增長比本世紀初要弱得多。在多重不利因素沖擊和有限政策空間限制下，全球經濟經歷了嚴重的增長放緩。

美國《財富》網站報道分析，年輕技術工人的減少正在拖累全球勞動力增長速度。由于全球出生率下降，這個挑戰還會更加嚴峻。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在世行報告中警告，富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導致全球勞動力“增長停滯”，而新冠疫情導致的兒童教育損失，進一步影響了人力資源。與此同時，俄烏沖突引發的國際關系緊張，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全球商品和人員的流動，這是影響全球增速極限的另一個因素。

“科技層面，全球面臨技術革命悖論：信息技術革命沒有帶來全球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提升，也沒有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問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張茉楠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技術創新對傳統產業可能發揮替代作用，技術迭代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的邊際效益遞減，這是技術革命本身的發展規律。換言之，技術進步惠及部分勞動力群體、產業和國家，但也替代了部分就業人群，可能加劇全球發展的不均衡態勢。在當前的科技革命中，發達國家掌握的技術更多，發展更快，落后國家難以參與高科技領域全球合作，陷入發展滯后的泥潭。“科技鴻溝”成為全球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

“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困局背后，是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已發生改變。”張茉楠認為，二戰以來，世界各國逐漸形成國與國平等交往、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自1990年以來的20多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推動世界走向繁榮，但現在已舉步維艱。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對外經濟交往戰略趨向保守主義。尤其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挑起大國競爭，改變了基于華盛頓共識的自由開放國際貿易秩序，試圖通過“脫鉤”“斷鏈”重塑全球化。隨著新冠疫情、俄烏沖突和中美博弈等國際形勢變化，美國繼續通過組建排他性的“民主價值觀”同盟，在經濟領域搭建“小院高墻”，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帶入國際貿易領域，破壞國際貿易秩序，加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斷裂，嚴重沖擊全球化。

“全球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深層原因是世界兩極分化趨勢不斷加劇。”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俄烏沖突發生后，芬蘭、瑞典申請加入美國主導的北約，西方國家中曾經的中立國家紛紛向美國靠攏，世界陣營對抗趨勢明顯加強。在此背景下，經濟發展問題日漸政治化，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盛行，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宏觀經濟協調方面進展非常緩慢，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環境持續惡化。一些國家把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捆綁，把經濟制裁作為打壓和制約其他國家發展的工具甚至武器，全球原有的供應鏈、產業鏈被人為割斷。由此引發的能源危機、糧食危機、通貨膨脹等經濟困境，讓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激化；也令相對貧窮的南方國家更難在全球資源分配中獲益，拉大全球貧富差距。

團結合作是唯一出路

世行報告指出，應對當前挑戰，需要在國家和全球層面作出政策反應，這些政策行動需要加強跨境合作，并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資金支持。研究表明，如果各國采取可持續的、以增長為導向的政策，潛在GDP增長率可以提高0.7個百分點，達到2.9%。英德米特·吉爾表示，“全球潛在增長率下降并非不可逆轉，可以通過激勵工作、提高生產率和加速投資等提高全球經濟的‘速度極限’。”

“走出全球經濟長期低迷的困境，需要全球各國同舟共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綜合研究部主任徐秀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首先，各國政策制定者應當將促進經濟復蘇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為本國的經濟復蘇創造更好條件。其次，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避免某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外產生負面溢出效應，盡可能實現國家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同聯動，以此達成“1+1>2”的整體效果，為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營造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

陳鳳英認為，當前，全球各國亟須找到合作對話機制，這必須發揮國際組織的重要作用。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越來越將國際機構視作維護自身霸權的工具，對國際合作機構采取“利則用、不利則棄”的態度。由于大國博弈日漸激烈，大國間合作意愿削弱，各國達成一致意見的成本上升，國際組織工作效率降低，發揮作用的空間更加受限。但全球均衡發展離不開國際組織的作用，在糧食問題、能源問題、難民問題、環境問題等諸多發展問題上，國際組織仍充當著不可替代的協調溝通角色。

“團結合作是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全球經濟增長問題很難依賴某個國家解決，每個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必須全球各國共同應對。堅持全球化的正確方向，是解決全球發展問題的真正通道。”張茉楠說。

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亞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亮點。近日博鰲亞洲論壇發布的《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2023年度報告》測算，2023年亞洲經濟體加權實際GDP增長率為4.5%，較2022年的4.2%有所提升，2023年亞洲經濟整體復蘇步伐繼續推進。亞洲經濟體的區域生產、貿易、投資一體化和金融融合進程將加快。

“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世界對亞洲的貿易依存度總體保持穩定，亞洲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依存度保持較高水平。中國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在中國的積極參與和推動下，亞洲區域內經貿關系更加緊密。中國正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方面注重挖掘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致力于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深化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加強本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聯系，對全球經濟復蘇提供更強勁動力。”徐秀軍說。

（文章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