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基本面“冰火兩重天”,地產、制造、批發貿易趨弱,零售和服務業消費保持韌性。由于勞動力市場非常緊張,失業率依然保持低位。在這種非典型的“充分就業式衰退”的情況下,美聯儲還有降息的必要嗎?
一、熱點思考:勞動力市場轉弱是降息的必要條件?
(一)美國勞動力市場有多緊張?近二十年之最,但最緊張的時候已經過去。
(資料圖片)
美聯儲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描述是“非常緊張”(very tight)。如何度量緊張程度?理論上,一般用“失業缺口”(實際失業率-自然失業率)度量勞動力市場緊張程度:缺口大于零表示松弛(slack),小于零時表示緊張,絕對值大小表示程度。美聯儲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都認為當前美國的自然失業率為4.0%。2023年1月失業缺口為3.4%,失業缺口為-0.6%,緊張程度略高于2020年2月(失業缺口為-0.5%)。
這顯然低估了當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狀況。自然失業率無法直接觀測,其估計一直都是理論難題。如果自然失業率被低估了,相同的失業率對應的失業缺口會更大,工資上漲動能也會更強。那么,關鍵問題是:新冠大流行會如何影響自然失業率?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Blanchard)的研究認為,由于疫后勞動力市場匹配效率下降,自然失業率相比疫情之前提高了1.3個百分點[1]。所以,實際失業缺口可能達到-1.9%。
從空缺崗位數、每位失業者對應的空缺崗位數量、供求缺口等維度進行比較,當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程度都要超過疫情前。2023年12月的空缺崗位數約為1,100萬,2020年2月約800萬;兩個時期每位失業者對應的空缺崗位數量分別為1.9和1.2;勞動缺口(供給-需求)分別為130萬和530萬。
[1]Blanchard et al.,2022. Why I Worry About Inflation, Interest Rates, And Unemployment, PIIE。
但是,最緊張的階段已經過去。考慮到供給、需求、周轉或景氣類指標指示的信息并不總是一致的,美聯儲構建了勞動力市場條件指數(LMCI),底層包含了24個指標。LMCI水平值顯示,美國勞動力市場處于非常緊張的狀態,高于歷史均值1.2個標注差,緊張程度高于疫情前夕,可比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前夕。但最緊張的階段已經過去,時間為2022年2月——供求缺口的最大值出現在2022年3月(590萬)。LMCI動量指標在2022年11-12月連續兩個月為負,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已經“再平衡”過程。這主要是由勞動需求下降驅動的。2023年1月LMCI動量指標再次轉正,表明再平衡過程并非一帆風順。
(二)勞動短缺一定會導致工資上漲嗎?可能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失業率是工資的領先指標,但領先-滯后關系具有時變特征。勞動短缺不一定會立即表現為工資增速的上行,但持續的短缺遲早會導致工資上漲。作為勞動的價格,工資的特殊性在于粘性較高,所以勞動短缺向工資的傳導存在一定的時滯。
大危機之前,失業率領先于平均時薪約6-8個月,大危機之后延長至24個月。滯后期主要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狀況。“互聯網泡沫”時期,失業率在2000年4月觸底反彈,平均時薪增速在2000年12月見頂回落;失業率在2003年6月見頂回落,平均時薪增速則在2004年2月觸底反彈。大危機之后,失業率在2009年10月觸底,但工資增速遲至2012年10月才緩慢上行,直到2017年底才加速上行。這與勞動缺口在2018年初轉正有關。
后疫情時代,勞動短缺是否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通脹,仍需回答“菲利普斯曲線”是平坦的,還是向下傾斜的?經驗上,從上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初,所有反映缺口的指標與核心PCE通脹的負相關性都明顯下降,即“菲利普斯曲線”明顯平坦化,2000-2019年基本呈水平狀。但是,如果只考慮價格中的趨勢項和周期屬性更明顯的部分,會發現它們與供求缺口的負相關性并未下降,“菲利普斯曲線”依然向下傾斜。
關于“菲利普斯曲線”的平坦化,代表性的理論解釋有:第一,全球化假說。全球化加劇了要素和可貿易品部門的競爭——為保住工作,勞動者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資增速,哪怕是落后于勞動生產率增速;為了保持市場份額,企業不得不自我消化工資上升的壓力,而非轉嫁給消費者。第二,通脹預期假說。貨幣當局在終結“大滯脹”中贏得了信任,加強了獨立性,建立了通脹目標制,錨定了通脹預期,從而打破了通脹螺旋。第三,技術進步假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進步促進了自動化和智能化,更大面積地實現了對勞動的替代,降低了勞動者的集體議價能力。
那么,后危機時代開始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趨勢和新冠疫情加速的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以及技術進步的停滯會終結低通脹時代嗎?平均通脹目標制的建立、鮑威爾對通脹形勢的誤判,以及供給沖擊的不確定性會在多大程度上損害貨幣政策可信度?“菲利普斯曲線”會不會重回上世紀60-70年代?
(三)勞動力市場轉弱是美聯儲降息的必要條件嗎?是的,更關鍵的是程度。
短期內,勞動力市場狀況和工資決定了核心服務通脹。FOMC成員習慣將核心服務CPI拆分成住房和非住房服務兩項,并稱住房通脹取決于租金(或房價),非住房服務通脹主要取決于工資。在租金價格的統計中,既考慮存量租約和續約,又考慮新租約,故租金通脹滯后于租金的邊際變化。按照歷史經驗,租金通脹的拐點或將出現在2023年5-6月。實際上,這種兩分法并不符合經驗特征。因為包含住房在內的核心服務通脹與工資的關系更為顯著。90年代末至今,亞特蘭大聯儲薪資指數與核心服務通脹的相關系數高達0.83。
與供給側沖擊引發的臨時性通脹不同,工資驅動的通脹是一種可持續的通脹。因為工資兼具供給側和需求側含義。供給側而言,勞動力是一種生產要素,工資是一種成本。美國勞動成本占企業收入的比重約7-8成。需求側而言,工資在國民總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約5-6成,可直接形成購買力。兩者在2014年來均呈上升態勢。工資與物價之間可形成“物價-工資螺旋”,核心是通脹預期是否穩定。如果中長期通脹預期不穩定,工資與物價之間會形成一種“你追我趕”(catch-up effect)的態勢,從而形成通脹螺旋。雖然當前美國通脹預期依然穩定,但高通脹持續越久,通脹預期“脫錨”的風險就越大。
中期內,勞動力市場狀況決定了通脹的中樞。假定一個簡化的兩部門模型(企業和家庭),物價將由工資、加成率(mark-up)和勞動生產率三個變量決定。短期內,假定加成率和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工資將決定物價。工資增速與勞動生產率增速的差異就是所謂的“工資通脹”。假如工資增速為5%,勞動生產率增速為1%,那么工資通脹就是4%。考慮到競爭因素,如果企業愿意例如吸收1%的漲價,那么最終的通脹率就是3%。
根據歷史上工資與通脹之間相對穩定的關系,可計算不同工資增速隱含的通脹率。在2022年6月為美國工資增長的高峰期,各工資指標隱含的CPI和核心PCE通脹率如下表所示。過去半年,雖然工資增速已經放緩,但較難回到疫情前的低位。假設就業成本指數(ECI)的漲幅穩定在4%(2019年底為2.6%),隱含的整體CPI通脹約為3.6%,隱含的核心PCE通脹約為3.3%,遠高于美聯儲2%通脹目標。
美聯儲追求的是“充分緊縮”(sufficiently restrictive)和“更高更長”(higher for longer)貨幣政策立場。我們的理解,通脹決定了聯邦基金利率終點有多高,工資決定了高利率維持多長,即降息的時點及降息的空間。2023年,當CPI通脹在商品和住房的驅動下降到3-4%區間時,工資將成為其能否在2024年回到2%的決定性因素。
但是,美聯儲也不必等到通脹率下降到2%才降息,只需要確定其向2%收斂。這一方面要求通脹下降到合宜的水平,另一方面要求其一階導數為負,并且,穩定地下降比快速但有波動地下降更佳。
何時降息目前還不是FOMC的優先事項。FOMC也沒有明確降息的門檻。降息的條件隱藏季度例會的經濟預測摘要(SEP)中。SEP對基本面和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測是相互依賴的關系。2022年12月SEP認為,降息的時點位于2024年。比較2023和2024年的基本面預測可知,降息的四個門檻值(threshold)分別為:實際GDP增速0.5%,失業率4.6%、整體PCE通脹3.1%和核心PCE通脹率3.5%。基本面弱于預期或通脹低于預期是降息前置的條件。值得強調的是,12月SEP認為,2024年降息100bp,對應的PCE和核心PCE通脹都是2.5%。這意味著,即使開始降息,節奏也是比較緩慢的。
美聯儲當然希望在失業率不增加的情況下降低通脹率,但歷史經驗并不支持這一愿景。如果勞動力市場短缺狀況不再持續緩和(主要是減少勞動力需求),如果2023-2024年失業率始終低于4.6%,市場將會質疑:通脹能回到2%嗎?
關于美聯儲的政策立場,我們維持“上半年更鷹,下半年更鴿”的判斷。既不應低估美聯儲抗通脹的決心,也不應低估美國經濟基本面的壓力,上半年貨幣政策立場越緊縮,基本面的壓力也將越大,從而越有可能盡快實現年內3%左右的通脹目標(美聯儲的預期),降息的條件也會前置。
重申觀點:與年初以來市場交易的方向不同,我們依然維持美國經濟“硬著陸”的判斷,原因之一是貨幣緊縮效應尚未充分體現,按滯后時間9-12個月推算,預計將在2023Q2-Q3達到最大值。即使6月及之后不再加息,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也在強化,因為在通脹趨于下行的過程中,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將會轉正,貨幣緊縮效應仍在強化。
二、本周報告精選
精選一:貨幣政策“矯枉過正”的風險有多大?
貨幣政策仍是2023年不可低估的擾動項。年初以來,市場同時交易經濟軟著陸、貨幣政策提前轉向和通脹一階導數超預期。如果沒有供給側的持續修復,這三者是一個“三元悖論”,難以共存。美聯儲:釋放明確“鴿派”信號,從加息終點到降息起點有多“遠”?美聯儲2月例會繼續放緩加息節奏(+25bp),并按計劃縮表。聲明中首次承認通脹壓力“有所緩和”,且刪除了驅動通脹的兩因素(疫情沖擊和能源、食品沖擊),改變了對俄烏沖突的描述——將通脹上行風險和經濟下行風險合并成“全球不確定性”,表明美聯儲認可美國經濟的“滯脹”壓力趨于平衡。市場對本次會議的解讀為鴿派,但非農數據發布后預期大幅修正。2月例會后,市場維持年內再加息25bp的預期不變,OIS隱含的利率曲線下移。但1月非農數據公布后,市場預期加息終點為500-525bp,但降息時點仍存在分歧。3月例會或是一次證實或證偽市場預測的會議,可能加劇風險資產價格的波動。降息的充分條件隱藏在SEP中,12月SEP給出四個門檻值分別為:實際GDP增速0.5%、失業率4.6%、整體PCE通脹3.1%、核心PCE通脹率3.5%。
FOMC成員認為:1.通脹壓力依然較大,風險趨于平衡,對下行趨勢較樂觀;2.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兼具利弊,離工資增速合宜的水平(約3%)仍有一段距離;3.經濟增速放緩是預期之內的,但對軟著陸持樂觀態度;4.利率已進入“有些緊縮”區間,還需加息至“充分緊縮”水平;5.準備金依然過剩,談論結束縮表問題為時尚早。
歐央行:“鷹派”立場有所弱化,“堅持到底”的決心未改,“更長”而非“更高”
歐央行2月例會如期加息50bp,決定從3月開始縮減APP再投資規模。在加息指引中,ECB稱繼續以穩健的節奏大幅加息至“充分緊縮”水平,“打算”3月例會再加息50bp,5月之后的決定還需建立在數據和后續的評估基礎上,認為“保持充分緊縮的利率水平”一段時間也能夠壓制通脹——意在“更長”(longer),而非“更高”(higher)。
與12月例會比較,歐央行認為歐元區經濟增長和通脹風險更加“平衡”。12月例會認為,經濟增長存在“下行風險”,2月例會認為風險“更加平衡”。12月例會認為通脹“存在上行風險”,2月例會認為通脹風險“更加平衡”。這說明,在整體HICP通脹率快速下行和GDP增速連續超預期之下,歐央行對“滯脹”的擔憂邊際上有所緩解。
不宜低估歐元區通脹的壓力和ECB抗通脹的決心。歐元區通脹壓力的緩解主要源于中高通脹科目數量的下降,但核心通脹的拐點尚未確立,潛在通脹上行的趨勢還未扭轉,工資通脹還在上行。ECB預計到2025年下半年通脹下降到2%。
文獻專欄:通脹動能的拆解、貨幣緊縮的滯后效應與經濟衰退預警
美國經濟能否逃逸衰退?本次文獻專欄提供三個思考的維度:
1.美國核心PCE通脹已經由供給主導轉向需求主導,貨幣政策較難兼容通脹和經濟增長。需求側看,經濟軟著陸、通脹的樂觀預期和美聯儲政策轉向是一個“三元悖論”。除非供給側持續修復,否則市場同時定價軟著陸、貨幣政策提前轉向和通脹超預期緩和的邏輯難以自洽。
2.貨幣政策緊縮效應或被低估,滯后效應今年上半年或有更充分地體現。時滯(lags)是美聯儲2022年下半年例會聲明中的高頻詞匯,是“緊縮過度”風險的來源。FOMC成員沃勒認為,緊縮效應約在9-12個月達到最大值。據此推算,2023H1才是緊縮效應才達到最大值。并且,聯邦基金利率還低估了緊縮效應的程度。
3.預測衰退有3類指標:金融(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領先(OECD領先指標)和基本面(通脹、失業率等)。依賴任意單一指標預測衰退都是不嚴謹的。因為,同一類型的指標,以及不同類型之間的預測步長都有差異。在2-4個季度的預測步長內,領先指標的預測效果好于期限利率和企業債信用利差。
精選二:美國庫存周期“長鞭效應”的逆轉
年初以來,海外市場持續定價基本面的修復,逐漸偏離了對衰退的定價。美國經濟已跨越周期的頂點,服務業消費面臨低儲蓄和實際工資長期負增長的考驗,庫存周期或將進入加速去化階段,上半年美國基本面壓力仍不容樂觀。
熱點思考:美國庫存周期“長鞭效應”的逆轉
2022年中以來,美國庫存周期“名降實增”,主要源自價格端波動過大:全球價值鏈擾動導致企業過度補庫存,庫存水平高企,且主要集中在供應鏈末端。觀察本輪周期,實際庫存更加合理,更符合美國經濟狀態。現階段庫存周期仍在上行,2023年將從被動補庫存過渡到主動去庫存階段。
2023年,隨著供應鏈的修復和需求的收縮,長鞭效應將走向對立面。供給側,全球貨物運輸、運價、運輸速度及美國自身的供應鏈等環節正在逐步轉好;需求側,居民實際收入增速轉負,儲蓄率降至低位,超額儲蓄消耗殆盡,導致銷售增速持續下滑,庫銷比被動抬升。在制造、批發和零售三大環節中,批發商庫存抬升最明顯,去庫壓力也最大。
庫存投資在GDP中的占比雖然較低,但波動性大,拉動效應明顯。庫存投資是2022年4季度美國GDP高增長的主要解釋,拉動了美國4季度實際GDP1.46個百分點,貢獻率約50%。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衰退期實際GDP增速平均-1.6%,庫存投資平均貢獻了-0.69%,貢獻率約三分之一。不應低估庫存周期對美國經濟下行產生的壓力。
三、風險提示
1. 俄烏沖突再起波瀾:2023年1月,美德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裝備,俄羅斯稱,視此舉為直接卷入戰爭。
2. 大宗商品價格反彈:近半年來,海外總需求的韌性持續超市場預期。中國重啟或繼續推升全球大宗商品總需求。
3. 工資增速放緩不達預期:與2%通脹目標相適應的工資增速為勞動生產率增速+2%,在全球性勞動短缺的情況下,美歐2023年仍面臨超額工資通脹壓力。
(趙偉系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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